对比研究我国C9大学与英美顶尖大学后，他们有这些发现

学院设置是大学治理的一项关键内容，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英美顶尖大学，我国C9大学存在学院数量较多、结构冗杂、稳定性较低等问题。

在深入分析我国研究型大学学院设置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又就我国研究型大学未来的学院设置调整，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供大学领导者与高等教育研究者批评指正。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ID：ioe-tsinghua）

文 | 石中英 安传迎 肖桐

 编  | Kate

学院（本研究所指涉的学院既包括大学中实体单位性质的二级学院，也包括与其平级并置的学部、学系、书院、研究院、研究所等实体性单位）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学院设置是大学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大学领导者、研究者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如学院设置尚无明确标准，缺乏制度规范，大学内部学院类型庞杂，学院性质与管理权界不清，管理效率低下，学院内部学科结构单一，学科交叉融合受阻等。

这些都是“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提高现代大学治理能力必须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我国C9大学（即九校联盟（C9League），为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共9所高校）的学院设置与英美顶尖大学的学院设置进行比较，深入分析我国研究型大学学院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审视国内外顶尖大学学院设置背后的学科逻辑、社会逻辑与治理逻辑，并就其未来的调整提出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供大学领导者与高等教育研究者批评指正。

01

我国C9大学与英美顶尖大学

学院的数量、结构与稳定性

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是当下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大学排名之一。近五年来，该榜单中跻身前十位的大学并未发生变化，其中英美大学占据9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这九所大学可以作为英美顶尖大学的代表。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与我国C9大学学院设置的对比，可以从学院数量、学院结构和学院稳定性三个方面进行。

学院数量的比较

对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及我国C9大学的二级学院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见表1），我国C9大学二级学院的数量远超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前者每所大学平均约有38个二级学院，而后者则平均仅有8个。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中，综合性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芝加哥大学）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约为9个，而我国C9大学中的综合性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则高达46个；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中理工类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约为5个，而我国C9大学中的理工类大学（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则约为27个。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学院设置的数量直接关系着大学的管理幅度、学院结构、学科格局、人才培养等大学内部的治理。相较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我国C9大学学院数量过多，极易导致学院规模与学科容量偏小；由于学院之间组织壁垒的存在，学院数量过多也不利于不同学院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交叉和整合；就治理方面而言，管理幅度的持续扩张，将导致中层干部队伍膨胀，使更多科研人员走上管理岗位，不利于大学学术氛围的营造，同时也会影响管理效率，增加管理负担与难度。

学院结构的比较

学院结构是大学内部各学院之间的组织关系与形态架构。基于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区分以及英国独特的古典学院制，英美九所顶尖大学的学院结构可以分为“单轨结构”、“双轨结构”与“三轨结构”三种类型。

“单轨结构”，即大学内的二级学院类型较为单一，学院设置既没有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集群化分类，也未就学生培养的不同层次进行分层。

“单轨结构”的大学，其学院之间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性较小，学院性质、定位与职能趋同，多为理工类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为代表。

“双轨结构”，即大学内部的学院体系是由并行的两条轨道共同构成的，以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

其中，斯坦福大学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双轨结构”又具有较大的差异，前者主要基于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分类进行学院设置，包括主要负责通识性教育与基础性学科研究的文理学院和负责应用性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专业学院；而后者则包括作为跨学科性院系联合治理体（cross-section of the faculties）的寄宿制学院和按照学科门类或学科门类群进行设置的现代性学部，两者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相互交叉。

“三轨结构”，即在“双轨结构”的基础上对文理学院进行再次细分，包括基础性学科组成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生学院，以及应用性学科的多个专业学院，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为代表。

哈佛大学的“三轨结构”指文理学院、文理研究生院、专业学院，芝加哥大学则主要包括本科生学院、研究生学院（包括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部、物理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专业学院。

实际上，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与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在性质、定位、职能等方面是一致的；而哈佛大学的文理研究生院则相当于芝加哥大学四个学部的有机整合体。

较之于“双轨结构”，“三轨结构”将文理学院内的研究生培养与基础学科的科研任务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文理研究生院，使得人才培养的层次愈加清晰和明确，实现了美国大学“双层制”培养机制的细化。

当前，我国C9大学的学院设置与“单轨结构”较为接近，由传统的二级学院及与之平级并置的学系、书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实体机构组成。我国C9大学尚未建立以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分设的文理学院与专业性学院，同时亦未就不同培养层次建立相应的综合性本科生学院与研究生学院。尽管我国C9大学设有研究生院，但并不具备独立的科研与教学功能，仅作为统筹管理学校研究生事务的行政机构。

总体而言，我国C9大学的学院结构、类型上呈现出较为庞杂的特点，各类学系、书院、研究所等机构丛生；对培养层次缺少更为细致的分类，大部分学院设有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相对独立的培养体系，容易导致本科生知识面过窄和研究生从事跨学科研究意识与能力不强、以及同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内容重复较大、研究生课程学习挑战度不够等问题｡

学院稳定性的比较

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给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些新的学院得以设立。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21世纪以来我国C9大学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新增学院的数量，结果如表2所示。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年中，我国C9大学新设学院共计215个，平均每校新设学院数量约为24个，而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中仅有4所共新设了8个学院，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新设的施瓦茨曼计算学院，芝加哥大学新设的普利茨克分子工程学院，哈佛大学新设的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和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以及伦敦大学学院新设或重组的脑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人口健康科学学院、教育学院。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涌现催生了新的学科方向与专业领域，但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并未迅即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而是更倾向于在已有学院内部增设研究方向或科研中心，学院设置的稳定性远高于我国C9大学。

实际上，一方面，学院设置的稳定性是大学学科布局科学性与前瞻性的体现，影响着大学知识创生环境的稳定；

另一方面，频繁的学院调整增设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管理问题，如资源分配问题。目前我国C9大学普遍感觉到空间资源、人力资源、博士生资源等方面的紧张，这与21世纪以来各校快速增设新的二级学院有着直接关联。

02

我国C9大学与英美顶尖大学

学院设置差异的学科层级分析

我国C9大学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在学院设置数量、结构与稳定性方面的差异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包括学科发展、大学治理等内部因素，也包括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外部因素，因而学院设置在方法论上必须统筹考虑学科逻辑、社会逻辑与治理逻辑。

由于大学基本职能的实现是以高深专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中介的，因此学科逻辑应当被置于优先考虑之列。

学院设置所依托的学科层级及其变化是制约学院设置的一个核心因素，也是理解我国C9大学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在学院设置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学科层级的划分标准却不尽相同。其中英国学科专业分类体系（The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JACS）中的科目群（subject group）、主干科目（principal subjects）和科目（subjects），与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CIP）中的学科专业群（summary groups）、学科专业类别（intermediate aggregation）、学科专业（specific instructional program），分别对应于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以下简称《学科目录》）中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英美顶尖大学与我国C9大学学院设置的

学科层级

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是指大学的各个学院所覆盖学科的级别、所涵盖学科层级的数量与整体上的学科覆盖范围。在将英国与美国的学科分类标准转化为我国相应的学科层级后，分析结果如下。

英国四所顶尖大学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

按照英国学科专业分类体系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的二级学院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而转化为我国《学科目录》标准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这四所大学二级学院所覆盖的学科层级数据（见表3）。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英国四所顶尖大学的25个学院按照学科门类（包含学科门类群）设置的共有22个，占比为88.00%；按照一级学科（包含一级学科群）设置的共有3个，占比为12.00%；没有按照二级学科（包含二级学科群）设置的学院。

总体而言，英国四所顶尖大学的二级学院绝大部分是按照学科门类这一层级设置的，而且其中按照学科门类群这一层级设置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

美国五所顶尖大学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

按照美国学科专业目录对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的二级学院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而转化为我国《学科目录》标准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这五所大学二级学院所覆盖的学科层级数据（见表4）。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美国五所顶尖大学的47个学院按照学科门类（包含学科门类群）设置的共有33个，占比为70.21%；按照一级学科（包含一级学科群）设置的共有8个，占比为17.02%；按照二级学科（包含二级学科群）设置的共有6个，占比为12.77%。

由此可见，美国五所顶尖大学主要依据学科门类这一层级进行学院设置。

我国C9大学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

按照我国《学科目录》的划分标准，对C9大学二级学院的学科层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我国C9大学共有381个实体性的二级学院，其中按照学科门类（包含学科门类群）设置的共有30个，占比为7.88%；按照一级学科（包含一级学科群）设置的共有314个，占比为82.41%；按照二级学科（包含二级学科群）设置的共有37个，占比为9.71%。

总体而言，我国C9大学的二级学院大部分是依据一级学科的层级进行设置的，而按照学科门类乃至学科门类群这一层级进行设置的所占比例很低。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二级学院的设置主要依据学科门类层级，其中按照一级学科乃至二级学科设置的比例很低，学科层级总体较高，学科聚集程度也相应较高。而我国C9大学二级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整体较低，主要依据一级学科设置，覆盖的学科类型与数量较少，学科的离散程度较高。

具体而言，英美九所顶尖大学的学科布局注重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这一维度进行整体设计，所涵盖的学科范围并非面面俱到，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并未覆盖所有的理工类专业，而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亦有多个学科门类尚未涉及。

相较之下，我国C9大学并不侧重于建立依据基础学科设置的大规模学科集群的学院，但学科覆盖范围普遍较高，综合性大学大都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门类，而理工类大学则覆盖了理学与工学的绝大部分一级学科，既体现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全面发展的优势，同时也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贪大求全的倾向。

学科层级是影响大学学院设置差异的关键因素

学科层级制约学院数量

学科体系的划分是分层级的，学院设置依托学科层级越高，学院数量就越少，反之亦然。

由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显著高于我国C9大学，因此其学院数量也就相对较少。

具体而言，英国学科划分的最高层级为20个科目群，美国学科划分的最高层级为17个学科专业群，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均低于最高层级的学科数，分别仅占最高层级学科数的31.25%和55.29%。

而我国C9大学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高达38个，是13个学科门类的近3倍之多，这一方面源于C9大学主要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学院，而一级学科数量庞杂（共有111个），学院数量必然偏多，另一方面，学科布局求大求全的倾向也导致了C9大学二级学院普遍多于英美九所顶尖大学。

学科层级约束学院结构

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差异同样是影响学院结构的重要因素。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是对所有学科知识性质的划分，是超越于学科目录的更高层级。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三类学院结构的差异根源于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不同，较之于“双轨结构”与“三轨结构”，“单轨结构”的大学并未依照基础学科进行高度集群化的学院设置。

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英美顶尖大学的学院设置依循“纯粹的知识创造和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与开发的路径”，从整体上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区分作为明确标准，从而使大学呈现出“基础学科主体齐全且实力雄厚、应用学科重点突出的格局”，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培养也随之安置在不同类型的学院以分层实现。

而我国C9大学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主要是依据一级学科进行划分，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相对偏低，尚未建立起基础学科高度集群化的综合性学院，也未基于培养层次的划分设置学院，呈现出庞杂冗余与集约化程度较低等问题。

学科层级影响学院设置的稳定性

英美九所顶尖大学学院设置相对稳定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成熟的制度保障，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较高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当新兴科学技术出现和新型专业人才需求产生时，英美九所顶尖大学由于主要依据学科层级较高的学科门类为标准进行学院设置，或直接按照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划分整体布局学院结构，故而学院内部的学科容量较大，能够将新增学科或研究方向在二级学院内部完成安置。

而我国C9大学的二级学院，由于其学科层级相对较低、学科容量偏小，无法独立适应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因此不断合并、重组或者增设新学院的情况便产生了。

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以较低的学科层级设置学院更加难以满足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亟须重新考量学科层级与大学二级学院设置的关系，从而解决学院设置频繁调整的问题。

03

我国研究型大学

学院设置的未来调整方向

现代大学早已不是一个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象牙塔，而是与外部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想地说，大学二级学院的设置既要以学科的发展为基础，也要反映社会新的人才需求，同时与大学自身的治理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设置的未来调整方向，应当以依托学科层级的调整为切入点，以遵循学科发展逻辑为优先原则，统筹考虑社会需求逻辑和大学治理逻辑，力求在三种逻辑框架内求得一个最佳平衡点。

遵循学科发展逻辑，以一级学科群或学科门类为主设置学院

对于以促进高深知识的发展与应用为旨归的研究型大学而言，学院的设置需要优先遵循学科发展的逻辑。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近几十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普遍性趋势。然而，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设置在学科基础方面却存在着学科层级偏低、学科容量偏小、学科壁垒固化等不利于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现象。

未来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设置，应当将按照二级学科设置的学院适度合并到以一级学科为基础设置的学院；将按照相近一级学科设置的学院合组为按照一级学科群设置的学院，进而过渡至按照学科门类设置的学院。

对于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言，应当聚焦于将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提升到学科门类层次，注重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融合。

对于学科门类相对较少的理工类研究型大学而言，应将按照一级学科设置的学院按照相关度较高的一级学科群进行重组，以加强同一学科门类内部的沟通协作，减少学院数量，增强学院设置的稳定性。

对于缺乏学科基础或学科基础发育不充分的学院设置方案，则应暂缓设置或先设置为研究中心以作过渡，不宜直接设为二级学院。

反映社会需求逻辑，鼓励按照学科门类群设置学院

学科建制作为学术研究的传统路径，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而非按照学科体系所机械划分的问题领域。在回应社会发展提出的各种知识和人才需求时，传统上以学科逻辑分立的学院结构则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保守性，对社会需求与国家战略的响应明显不足。

因此，研究型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未来在进行学院设置的时候必须结合社会需要进行灵活调整，建立起能够穿透学科边界、打破原有学院结构的组织模式、独立于各学院的新型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以灵活响应社会发展提出的知识创新和新型人才的需求。

例如，早在21世纪初，哈佛大学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综合性问题，成立了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资助计划，汇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专业的学者和实践者，从事跨学科探索与研究，为各领域跨越学科门类边界、追求更卓越学术成就和创造新知识的学者提供研究场所，加强各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与项目合作，协同攻克高难度、高挑战的重大前沿问题。

又如，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信息科学的内涵与边界发生变化，新兴产业需要传统工程领域以外的跨学科知识，工程教育面临着学科方向、研究领域与理论体系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也积极探索一流学科建设的新理念，尝试打破旧有的学科门类桎梏，将相互分离的工程学科、相关理学学科整合成为综合性研究领域，深化计算机科学与物理学、数学以及与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建立以学科门类群为基础、创新驱动为导向的综合性学院，以应对新时代的社会需求与产业变革。

总之，这些都是在新的科技和社会发展背景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按照学科门类群设置学院的新探索。

完善大学治理逻辑，逐步向“双规结构”过渡并加强规范化管理

学院治理是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治理结构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之间存在诸多的不适应性。

这不仅仅表现为学院设置的数量过多，而且还表现为学院之间在类型和层次上关系不清，甚至表现在学院设置过于随意、只增不减、缺乏充分民主协商和规范性程序等诸多方面。

我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设置的未来调整方向，应当着力在完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前提下，优化大学的整体学院结构和实现规范化管理。

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院两级的管理层次决定了学校管理幅度不宜偏大，即学院数量不宜偏多。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结构更接近于“单轨结构”，呈现出零散化与冗杂化的趋向，同时缺少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进行顶层设计的思路，也未对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进行层次化的区分。学科布局的离散化与培养层次的混杂化使得学院结构条理性与层次性不足、结构稳定性差与协作效能低下，制约着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潜能的发挥。

未来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二级学院治理可以尝试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层次进行学院结构的整体规划，区分学院大类，向“双轨结构”转型。其中，减少学院数量与优化学院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同提升学院设置的学科层级亦相辅相成。

未来研究型大学可以尝试进行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的分离，在本科阶段设置综合性的本科生学院或文理学院，进行宽口径的招生与培养，在研究生阶段设置以学科门类和行业为基础的多个专业学院和研究生学院。

对于与二级学院平行并置的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实验室等实体单位，研究型大学可考虑将其整合为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院，或者将其并入与所属学科对应的学院之中。

当前我国大学的二级学院治理普遍尚未建立起规范化、科学化的规章制度，存在着规范性和程序正当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这也是导致许多大学二级学院设置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

未来加强二级学院设置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章程，明确学院治理的性质；要依据大学章程，就学院设置和变动等出台明确的制度性文件，使得整个工作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和程序要求；要在相关文件中明确学院设置的目的、条件、要求、组织、任务等内容。

同时，学院治理的相关制度设计还应当建立在对大学自身独特的学科和学院文化充分考量的基础之上，避免盲目照搬外国或其他大学的经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已有学科优势，释放学校的办学活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本文转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id：ioe-tsinghua），原题为《【研精覃思】石中英 安传迎 肖 桐 | 我国C9大学与英美顶尖大学学院设置的比较研究》，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囿于篇幅限制，原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从略，如需参考、引用原文，请参考《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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